站在世纪之门，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想像着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。当中国比较文学刚刚复兴之际，学者们已经设计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和理想。1982年，在京的部分学者举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研讨会，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朱光潜、杨周翰、季羡林、黄药眠、严绍?、温儒敏、张隆溪等人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严绍?先生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设想：“世界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学派……无论是注重实证考据，辩明各国文学关系的法国学派，还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，从平等的角度探索文学本质特征的美国学派，其内容基本上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的，……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，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‘中国学派’。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文学的悠久的历史，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相称。”（《读书》1982．9）可是此后严先生却潜心于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，没有再呼吁这一理想。显然严先生是在具体学术问题研究的过程之中，去接近他所设想的“中国学派”的理想。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确实也引起部分学者的激动，振臂高呼，给自己贴上中国学派的标签。然而中国学派的建立决不是轻而易举，一蹴而就的。它需要多少代学者，共同努力奋斗和积累，才能真正的建立。为了真正建设起中国学派的中国比较文学，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似乎有必要来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。
比较文学复兴以来，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时间，为了真正地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，首先应当进行清理这二十余年里，比较文学学者已经做的工作。也就是说建立起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史。比较文学学术史的清理工作是不可缺少的，原因是必须搞清楚比较文学的学者们究竟已经做了哪些研究，哪些领域没有研究，哪些领域虽然有过研究，但是还存在哪些问题。新世纪的比较研究只能建立在这一研究史的基础之上。如果没有进行学术史的清理，那只能是盲目的研究，盲目的研究最大危害之一便是造成没有必要的大量重复研究。重复研究只能说是原地踏步，如果不想原地踏步，那么必须清理比较文学的学术史。这使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立足于什么位置，从而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和任务。这是对于前代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，也是学术研究的继承。
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必须以中国文学为中心。现今正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，这似乎有中国中心主义之嫌。然而以中国文学为中心和中国中心主义是不同的两个问题。以中国文学为中心，只是表现自己的立足之地，并不表明立足于这个中心的傲视态度和立场。以中国为中心也并不意味着与中国文学学者研究工作的重复，不会导致重复的浪费。比较文学学者有着自己的角度和方法，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领域。对存在于中外文学关系的中国文学，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才能更为深入而客观地认识和研究，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研究的客观性也是建立中国学派的根本标准。人文学术的研究之中也存在着十年不变，百年不变，一万年也不会变的客观性。陈垣先生对于元代“也里可温”一词考证研究，认为西方宗教之传入中国不是在明代，而是在元代。这一研究只要没有发现新的资料，一万年也不会变。这正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客观性，这样的研究不断积累实际上便是发现客观知识、积累客观知识的过程。这种客观知识的发现和积累正是比较文学学者的职责，也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基础。建立这样的客观性显然只能以史料翔实的考据实证为基础，然而这却颇费气力。然而当今“泡沫学术”泛滥的时代，似乎存在一种事半功倍的研究捷径。这种研究捷径便是“拿来主义”的研究。现今“拿来主义”似有两个意义，一是拿来西方的理论照葫芦画瓢地演练一番，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只要找到符合理论的材料填进去便告大功告成；二是以西方的理论作为研究结果判断的标准，只要西方人如此研究过，自然这便成了检验的标准，而且堂而皇之。这种研究往往是随着时代不断变换，抓不住、摸不到的幻像。其研究结果正确与否往往无法判断，常常是你不知我不知，连天也不知的莫名其妙。学术的研究不是理论的化妆与时髦。
这样说来考证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似乎不需要理论，这又走向了另外一种错误。客观知识的积累与理论研究必须结合，建立在考据实证基础上的客观知识的积累，并不是与理论研究没有关系。理论研究给考据实证提供了研究的工具。在理论的观照下可以发现原本没有看到的新问题，使原本没有意义的史料会显现出重要的信息，从而做出新的实证。理论的研究不是只在理论的范围之内，进行空洞的思辩。理论在与具体的学术问题的研究相结合当中，为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，同时又在具体文本的研究中丰富和修正了理论本身。通过具体文本、具体学术问题与理论的结合，不仅积累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客观知识，同时又建立起新的理论。在这样的学术积累的情况下，经过多少代学者的努力，必将建立起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研究。只有扎扎实实地研究积累，才能真正地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，实现新世纪的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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